「財經縱橫」蔡昉:客觀認識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研判疫情後世界經濟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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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客觀認識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研判疫情後世界經濟走向

財經縱橫

「財經縱橫」蔡昉:客觀認識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研判疫情後世界經濟走向

黨政乾部關註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2022(四)

一、客觀認識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

任何國家在任何發展時期,經濟增長不會總是一帆風順,而是處在這樣或那樣的挑戰之中。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經濟也是如此,需要通過實施相應的改革、發展和調控政策,為經濟增長保駕護航,把增速保持在合理區間。這里所說的合理區間是由潛在增長率所決定,指在沒有周期性乾擾的條件下,生產要素供給和配置所能支撐的增長速度。隨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提高,以及人口轉變進入新的階段,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潛在增長率處於長期下行的趨勢。

例如,李雪松和陸暘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進行的中位預測和高位預測顯示,GDP年均增長速度在2021—2025年期間分別為5.44%和5.77%,在2026—2030年期間分別為4.84%和5.21%,在2031—2035年期間分別為4.10%和4.48%。即使按照中位速度,中國經濟也可以實現“十四五”期末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和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人均GDP在2025年達到14351~14557美元,2035年達到22513~23642美元。(《中國發展報告2021/2022: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中國發展出版社2022年版)

然而,各種長期轉折和短期沖擊的情形總是會發生的,確保經濟增長潛力得以實現,有賴於恰當的政策選擇和巨大的努力。一方面,中國經濟雖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率先復蘇,但是,疫情仍在局部性、間歇性發生,並且疫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還具有延續效應。另一方面,中國人口到達一個嶄新的轉折點,人口峰值和更深度老齡化將從供需兩側影響經濟增長態勢。因此,更好地認識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和存在的風險,進而選擇針對性的政策,出台行之有效的措施,需要有一個恰當的宏觀經濟分析框架。

經濟史上的重要事件通常都會發生兩次,第一次在現實中,第二次在經濟模型里。無論人們的主觀願望如何,該發生的已經發生,即便是不希望發生的事件也無可輓回。然而,正如經濟學家常說的那樣:不要浪費任何一次危機。從發生事件的經驗和教訓中提煉理論、檢驗理論乃至揚棄理論,是經濟學發展的獨特路徑。從這個目的出發,我們嘗試建造一個分析框架並將其應用於中國經濟,把經濟增長轉折的長期視角和經濟周期沖擊的短期視角,分別與供給側的增長潛力和需求側的支撐能力相對應,由此構成理論上成立、現實中存在的四種情形(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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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顯示的四個交叉欄代表了過去十餘年裡,中國經濟發生過的和正在發生的事件。從理論分析的角度對其進行重新推演,有助於認識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第一欄是長期轉折與供給側變化的組合,反映人口紅利消失這一經濟發展轉折點與其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果關系。第二欄是短期沖擊與供給側的可能組合。總體來說,自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來,並未遇到短期的供給側或需求側沖擊,因此,實際增長速度雖然下降,卻與潛在增長率保持一致。第三欄是長期轉折與需求側變化的組合,反映人口轉變新階段使得經濟增長制約因素轉到需求側。第四欄是短期沖擊與需求側變化的組合,提示在疫情後復蘇中更加註重促進保市場主體和保民生之間的協同性。本文將以分析後面兩種情形為重點,揭示中國經濟面臨的新挑戰,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研判疫情後世界經濟走向

對疫情後世界經濟走向作出判斷,需要從三個方面着眼,即結合認識疫情發生前世界經濟基本趨勢—長期停滯、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和疫情後復蘇主導性特點—K字形復蘇,以及疫情後復蘇過程中主要經濟體的發展新特點—需求側與供給側復蘇的不同步。考量這些因素的相對作用效果之後,我們可以作出一個基本判斷:世界經濟的總體走向是從短暫存在的“滯脹”回歸“長期停滯”常態。

在結合經濟增長和宏觀周期現象進行研究時,人們常常會發現,在遭遇諸如經濟危機和衰退等周期性沖擊之後,經濟增長結構性變化因素所決定的長期趨勢可能會提前到來,從而改變經濟增長的常態。也就是說,一個時期的潛在經濟增長能力,既有其相對穩定性和韌性,也與此前發生過的各種周期性沖擊性後果有關。(Cerra et al., 2020)世界經濟在遭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之後,全球進入人口老齡化加深的階段,一些發達國家還需要消化應對危機措施不力的後果,因而整體上陷入“長期停滯”狀態,表現為低通貨膨脹、低長期利率、低經濟增長和高負債特徵。另一種刻畫方法是,把金融危機後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期間的世界經濟概括為四個“D”,分別為人口減少(depopulation)、生產率下滑(declining productivity)、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和負債增加(debt)(Sharma, 2022)。

由長期停滯和四“D”增長形態所表徵的世界經濟基本態勢,一直持續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關於疫情之後的世界經濟,上述兩種觀點的代表性經濟學家,基本上都認為疫情前的那種趨勢仍將延續,甚至更低的潛在增長率將使低增長常態化。然而,在認識到這種趨勢可能長期延續的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由於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現實中也已經或者即將顯現出一些嶄新的特點。

其中一個新特點表現為世界和各國疫情後經濟復蘇的K字形軌跡。這個大寫字母的剪刀差形狀,形象地刻畫出復蘇的不平衡甚至霄壤之別,既表現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以及發達國家的窮人與富人之間,更突出表現在一些發達國家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復蘇不同步。以美國為例。一方面,在應對疫情大流行中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刺激計劃,特別是對家庭予以慷慨補貼,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消費穩定。另一方面,由於疫情防控不力、供應鏈斷裂、貿易戰、大宗商品價格大起大落、勞動參與率下降等因素,使得供給側復蘇乏力。這種供需兩側不對稱現象不僅推高通貨膨脹,也使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處於兩難境地,加息和縮表等收縮性措施難以抑制消費,只能進一步打擊供給。由此一例可見,對疫情後的世界經濟來說,長期停滯很可能仍是常態性的挑戰,而滯脹將是一段時間內的當務之急。

可以預見的是,疫情過後以及俄烏沖突之後,貿易摩擦、供應鏈脫鉤和技術脫鉤等趨勢不會有絲毫式微。在危機之中實際出現的供應鏈斷裂,以及導致的供給不足、物流和運輸不暢,以及能源、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暴跌經歷,無疑使一些國家對全球化產生防範之心,經濟政策也將立足於內顧。出於地緣政治考慮甚至新冷戰思維,無論是以占據科技制高點、提升國家競爭力、保障供應鏈安全為理由,還是明火執仗地實施對中國發展的遏制措施,逆全球化趨勢都將繼續乃至加深和加速。總體來說,對於開放發展的中國來說,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外部環境是錯綜復雜甚至險峻的。

三、中國經濟面臨最新挑戰

按照現價和全年平均匯率計算,2021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2551美元。世界銀行為2021—2022年確定的高收入國家門檻水平為人均國民總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簡稱GNI)達到12695美元。對於中國來說,GNI與GDP之間的差異很小。因此,按照預期的增長速度,2022年中國無疑可以跨過這個門檻,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意味着提前實現預期“十四五”時期末達到的目標。如果這個統計指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標志性節點,有利於增強實現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信心,2022年預期還將經歷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即人口總量達峰。2021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0.34‰,系1960年之外共和國歷史的最低水平,標志着中國即將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隨着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達到14.2%,中國已經進入國際公認的老齡社會。

值得指出的是,人口增長率接近零點和老齡化達到更深的程度,都是此前未予預期的,超出了以往的各種預測結果。例如,把2021年人口轉變達到的水平與聯合國2019年進行的預測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人口達峰預期提前10年左右,老齡化達到14%這個水平,也提前了5年左右(圖1)。多年的經驗表明,人口轉變的階段特點顯著地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而每逢發生階段性變化特別是重要的轉折,都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不容忽視的挑戰。具體來說,從現在起到2035年,中國人口變化趨勢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對經濟增長構成嚴峻挑戰。

首先,勞動年齡人口加速減少,將使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的潛在增長能力受到挑戰,潛在增長率下行速度可能加快。中國的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3年達到峰值之後,呈現以加速度絕對減少的趨勢,從供給側對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改善、資本回報率和生產率產生負面影響,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在老齡化進入更深度階段的情況下,今後勞動年齡人口不僅繼續減少,而且減少的速度仍將加速,對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挑戰依然巨大。因此,盡快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和增長動能轉換,使生產率提高取代要素投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迫切要求通過改革創造必要的體制機制條件,從供給側保持符合預期的潛在增長率,從而確保經濟在合理區間增長。

其次,人口總量達峰將產生一個以消費收縮為特徵的沖擊因素,隨後,經濟增長受需求因素制約將成為常態。雖然中國人口規模仍然是巨大的,也將以龐大的市場需求支撐經濟增長,但是,人口從正增長到零增長及至負增長的變化,將是一次不可忽視的沖擊事件。日本、義大利、希臘、葡萄牙等一些高收入國家的經驗表明,在人口達峰即人口增長率為零的時點上,消費通常跌到極低甚至零或負增長點上,同時導致經濟增長達到低點。隨後,在人口負增長時期,消費乏力與投資需求不足一道,造成過度儲蓄以及其他長期停滯的特徵,使實際增長達不到增長潛力,造成增長缺口(實際增長率減去潛在增長率的差額)。經濟增長的需求側制約是一個全新的挑戰,需要從各個方面積極應對,特別是把實施擴大需求的舉措提到政策議程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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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深度的老齡化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設提出緊迫性任務。按照國際上的一般說法,一個國家的老齡化率超過7%,便成為老齡化社會,標志着人口轉變進入老齡化的軌道;老齡化率超過14%,則成為老齡社會,標志着人口轉變已經達到老齡化的位勢,老齡化的特徵更為典型和突出,老齡化帶來的社會經濟問題更加嚴峻。例如,老齡化加深就意味着老年撫養比的更快提高。由於中國社會養老保險模式具有明顯的“現收現付”特徵,撫養比的提高預示着養老保險基金收支格局的改變,入不敷出的情景即將出現。實際上,由於與人口年齡結構相關的諸多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供給,目前都處於一種緊平衡的狀態,隨着老齡化的沖擊將更加趨緊,財務上將日益拮據乃至出現不可持續的局面。這要求制度建設和短期應對舉措相銜接,以加快改善民生激發超大規模市場活力。

四、建設社會福利體系與補足民生短板

綜上所述,即便撇除俄烏沖突和疫情回彈這樣的“黑天鵝”事件影響,人口變化趨勢這一“灰犀牛”事件本身,也已經註定了2022年及以後中國經濟增長不可避免面對的嚴峻沖擊。在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特別要高度關註最新發生的經濟增長需求制約。雖然這一來自需求側的沖擊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力度空前的,然而,應對之策已經蘊含在黨中央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和方針之中。概而言之,就是把構建覆蓋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社會福利體系的制度建設與穩定和保障基本民生的即時舉措有機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需求側改革也是結構性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構建社會福利體系是長期制度建設任務,也具有現實的緊迫性,因此,需要把旨在保障民生的即時應對措施,同時轉變為制度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一方面,人口達峰和負增長沖擊,主要表現為人口數量和年齡結構對消費的負面影響,歸根結底需要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編織更牢固的社會安全網。從其穩定消費從而緩解需求側沖擊的意義來看,這種長期制度建設能夠產生顯著且立竿見影的改革紅利。另一方面,在老齡化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一旦對人口達峰和負增長的沖擊應對不力,就有可能把突發的急症轉化為慢性的頑疾,某一年度增長未能達到預期,也有可能誘發長期增長低迷,延誤現代化進程。因此,即時的應急手段既不能或缺,還要與能夠發揮長期效應的制度體系良好銜接。

下麵,我們將主要採取把發展現狀與現代化共性特徵進行比較的方式,論證制度建設的必要性、緊迫性和推進路徑。隨着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與現代化特徵相關的參照系也應該有所變化。例如,適宜於進行比較的參照國家,應該以人均GDP高於中國為起點,以初步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即高收入國家三等分的中間組)為終點的這個收入組,以下簡稱“參照國家”。據此比較,我們將分別闡述長期制度建設和短期政策措施,加深對各自的性質和內涵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

首先,按照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要求,構建覆蓋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會福利體系,是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不容迴避的制度建設任務。一般規律表明,隨着發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對社會保護、社會共濟和社會福利的需求不斷擴大,經濟活動對反壟斷和規制、履約和執法、文化教育等公共產品的需求也相應提高。由於這類公共品需要政府充當供給者和埋單人,因此,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顯現提高的趨勢。這個統計規律被稱為瓦格納法則。從世界銀行的跨國和時間序列數據,可以看到這個規律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圖2)。特別值得註意的是,在人均GDP從10000美元到23000美元這個發展區間(恰好是中國在2035年前經歷的人均GDP提高期間),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提高最為迅速,說明這一區間正是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的沖刺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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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現在起到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一段時間,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窗口期,要求顯著縮小城鄉之間在勞動生產率、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可獲得性上的差距。從統計顯著性和現實可行性上根本消除二元結構,以下相互關聯的重要任務需要協同推進:一是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立社會福利體系的切入口,就是補齊農村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方面的短板,從而整體提高社會保護水平;二是以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為抓手,顯著降低農業就業比重、提高城鎮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比重。目標是消除與參照國家平均水平相比,城市化率低5.5個百分點、農業就業比重高18.2個百分點的差距;三是圍繞提高農業農村現代化任務推進鄉村振興,通過擴大經營規模和轉移勞動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改變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為參照國家平均水平30%的現狀。

最後,以穩定居民收入和消費為目標,從保民生和補短板入手,力爭實現2022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為後十餘年的經濟合理增速奠定堅實基礎。穩增長通常需要從兩個方向著眼和發力。一方面是保護好市場主體這座“青山”,另一方面是培育起居民消費這片“沃土”,兩個方向的任務需要協同推進和相互支撐,穩增長的效果才是可持續的。處理好這個關系,有必要從這兩個政策對象的性質特點入手,進而加深對兩種政策效應的認識。一方面,市場主體是變化的,無論在正常時期還是在遭遇沖擊的情況下,市場主體總是處於不間斷的進與退、生與死過程中,這就是所謂“創造性破壞”。另一方面,居民消費是基本民生的表現,並且是市場主體的需求條件,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得到保障。因此,保市場主體更需要精準施策,把握好時機和分寸,穩居民消費則適宜於採用普惠措施,保持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蔡昉: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十三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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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越;初審:程子茜;復審:李雨凡